我想拍一部很具有高雄道地氣味的電影
我想拍一部很具有高雄道地氣味的電影。但什麼是高雄道地氣味呢?
勞動的父親
高雄道地氣味,先從勞動的父親說起。因為高雄是個勞工城市,而父親是一個家庭的支柱、核心。勞動的父親是什麼樣的氣息?我試著搜索我的記憶……。
大學時候,也正好是台灣新電影到達高峰的時候,侯孝賢、楊德昌不斷創作出他們最顛峰的代表作,《咚咚的假期》、《童年往事》、《恐怖份子》、《戀戀風塵》。台灣新電影那一代的創作者,很偉大的貢獻是,終於為台灣電影注入現實的元素,而不再只是奇幻的武俠、不食人間煙火的瓊瑤愛情、過於浪漫英雄化的學生叛逆、窺奇誇大的黑社會傳奇、低能剝削的廉價鬧劇……。
終於,透過台灣新電影,電影跟我們生活的現實產生連結,電影注視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的真實處境。於是,有識者都說侯孝賢、楊德昌的電影,呈現了台灣父親,或是丈夫的典型形象。在那些電影中,父親的形象多半是壓抑的、精神閹割的、病弱的、或者只剩一張不負責任的嘴…等等,而女性總是相對的代替不中用的男人,默默撐起一個危傾的家庭。但對我這個剛北上唸書的高雄學子來說,總覺那些電影裡的父親或丈夫角色叫我感到陌生,也叫我感到難過。因為在我成長的家庭,以及同一階層裡的父親,形象似乎頗為迥異。
我成長於一個位於高雄市區邊緣,叫做台碱新村的地方,台碱是一個國營事業,全稱叫「台灣碱業有限公司」,專門製造化學材料,以及其副產品,後來台碱被併入中國石油化學工廠,台灣碱業有限公司從此消失。但台碱新村依然在,這個被一個大圍牆圍住的社區,裡頭大約兩百多戶,住的全是在台碱工作的基層員工及其家眷,這是一個典型的,基層勞動者的聚落。我從小看到的父親,大體上是以這個聚落為主,他們多半勤勉工作撐起一個家庭,父親的形象多半強悍、勇猛(因為勞動使得肌肉虯結)、堅毅、豪邁、任勞任怨…。他們之中或許也不乏只剩一張不負責任的嘴那種,但至少很少壓抑病弱,一副被精神閹割的文人孱弱狀。在我這個勞工家庭子弟的生命經驗裡,父兄是粗礪地肩負起一家之主責任的漢子。
但侯孝賢、楊德昌的電影太好,有好長一段時間,他們電影裡的父親,似乎就成為台灣父親的典型代表。這總讓我心裡多少悶悶不樂,因為我的生命經驗,其實對他們電影中的父親形象非常陌生。
後來,等我書念得較多了,對台灣歷史,以及知識分子有更多理解後,我終於較能理解侯孝賢和楊德昌他們電影中的父親,那些父親多半是文人,或者是文人編導意識型態投射出的樣子。
侯孝賢、楊德昌的作品,經常反應大時代社會現實,而台灣有幾十年的時間,處於戒嚴、白色恐怖時代,知識分子確實在精神上是被閹割的。被閹割的知識份子就顯得病厭厭、蒼白、神經質,孱弱…。某種程度上,這確實是一個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,或者外省移民中的知識分子的苦悶的形象。而這苦悶造成的病弱無能,確實也是一種深沈的悲哀。侯孝賢和楊德昌將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深沈悲哀呈現出來,不得不說是一種偉大創作者的視野與情懷。
但我總覺得心有不甘,台灣的父親絕對不是只有那個樣子的。
佔據著絕大多數的台灣父親的比例,是勞動的父親,他們務農、或者做工,像台灣牛一樣勤勉篤實地工作,晒著太陽流著汗,雙肩負荷重擔,身心硬朗,單純樂天,快樂的時候飲酒高歌,心情不好的時候,引吭悲歌。快意恩仇。
尤其在高雄這樣一個以外來勞工移民為主的城市,上述特質更加明顯。所以北部人多說高雄人性格豪邁,直率,除了南部天氣晴朗熾熱使然外,就是勞動者的性格塑造出了城市性格,而城市性格又回頭影響著城市裡頭生活的人的性格。
我很想拍出有別於侯孝賢、楊德昌那種孱弱的父親形象。
我很想拍出有別於台北觀點的父親的形象。
我很想拍出有別於蒼白文人自我投射的父親形象。
我很想拍出有別於外省菁英經驗的父親形象。
我想拍出勞動的、強悍的台灣父親形象,這形象是很多高雄父親的形象。.